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经过几年实践探索，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一次系统描绘了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体系“图谱”，时隔两年，中共中央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力争用15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实现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纵向看，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地方治理的微观基础，基层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工程，加强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意义重大。从横向看，国家治理现代化包含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要素之一，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成效的试金石。城乡社区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载体。进入新发展阶段，地方治理要在加强社会治理创新这一命题下，调适基层社会治理思路，创新治理举措与行动路径。兰州市贯彻落实中央《意见》精神，创造性提出组建社区建设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社工委”），以提高基层治理社会化、共享化、多元化水平，助力“强省会”行动实施。

社区治理的“末梢困境”。近年来，面对人民群众诉求日益多变，服务需求日益精细化、专业化，原社区治理模式呈现出反应慢、解决难、服务碎片化等问题，可以从“秩序、生活、关系”三个纬度观察。社区秩序方面，由于制度性秩序尚未形成广泛共识，尤其是共识性较强的德治民约等尚未有效建立，使得居民群众在参与民主协商、纠纷调解、居民自治等方面存在一定制度方面的痛点和堵点。社区生活方面，社区人口构成的变化导致社区利益主体多元化和利益诉求增加，但满足居民需求的服务供给却呈现出短缺情况，且服务供给无法适应不同层次和不同类型的服务需求。社区关系方面，随着社会不断原子化发展，社区内人际关系疏离化，社会纽带松弛，个人与公共世界疏离，如何重构社区归属感、认同感和关系互动是社区建设真正意义上的难点。

“社工委”巧解社区治理困境的理论解构。社区治理的直接目的是解决当前社会中可能出现的社会离散、社会疏远、社会失序等方面的问题，而最终目标是通向人民幸福感、获得感、满足感的提升，以及社会文明进步的状态。这一目标的达成，离不开社区治理水平的提升。“社工委”工作机制的嵌入实现了社区治理体系的升级，为勾画中国特色基层治理体系图景提供了一种地方实践创新。在此，从“优化升级社区治理结构”这个纬度进行理论解构，检视这一机制如何破解社区治理的“末梢困境”。

“社区治理结构”是基层治理的前置条件和核心要件。社区事务有效治理最依赖社区治理结构，且对社区功能实现具有决定性作用，其基本构成要素有政府、群众和社会力量。“社工委”工作机制嵌入社区治理结构，破解社区治理困境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下，社区治理结构必须强调党的领导，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也是中国特色基层治理体系的基本样态。将党的核心领导力和组织力贯穿始终，一方面有效弥补多元主体缺位的功能限制，另一方面有利于社区范围内公平公正的实现。“社工委”组建和运行首要原则就是“把党的领导贯穿社区建设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在社区党组织的领导下，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的“聚合”功能，为社区治理和服务链接更多资源。其次，发挥党的政治引领力和动员能力，塑造价值认同和情感认同，进而实现政治认同，一方面可以减少基于规则约束的行政成本，另一方面也是党组织权威性和理念先进性的体现。“社工委”工作机制明确要求“辖区单位切实履行社会责任”“驻社区的所有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公职人员都要向社区‘双报道’”，在“社工委”的统一领导下，为社区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最后，社区治理结构核心是参与主体职能划分和能动性发挥，进而构建良性正向循环的社会秩序的过程，而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是社区治理保持长久生命力的关键因素之一，社会力量在社区治理中能发挥多大积极性，还要看社区治理的权力中心，也就是政党留给社会力量发挥作用的空间，以及社会力量自身的能力和专业性。“社工委”工作机制强调“引入专业社工机构参与社区治理，培养以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志愿者、居民骨干为主体的社区治理人才”，在实践场域中，创造性将辖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等纳入“社工委”，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还能实现对这部分人群的有效管理，塑造价值认同和社区归属感。

可以说，“社工委”工作机制是在前期“共驻共建”基础上，将经济组织、自治组织、群团组织、社会组织的功能纳入社区治理结构中，进一步形成治理合力，理顺了党组织、政府机关与其他主体间关系，使其形成有效合作互动，从而发挥整体性功能，是对社区秩序的塑造过程，也是对社会进行规范的过程，巧解了社区治理困境，有助于实现市域善治。

（作者系中共兰州市委党校（兰州市行政学院）图书馆 讲师）

张梦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