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在上村小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完成了老师布置的作业——用电墨(干电池的石墨芯)在教室前的空地上写了8遍生字。老师到地里干活去了,我们端详了一阵各自的作业,然后蹲在教室的台阶上等待老师。一行行黑色的生字躺在逼仄的院子里,像是长出的一茬庄稼。阳光从遥远的地方照射过来,打在我们身上,暖洋洋的。我望着小伙伴们,不无得意地说,昨天我在山梁上见到了骆驼。我夸夸其谈地描述着这个庞然大物,如何奔跑,如何啃盐巴,并发出怎样的嘶鸣。伙伴们一个个伸长了耳朵听着,满脸的惊奇和羡慕让我在那个上午意气飞扬。
骆驼的事当然是我杜撰的,那不过是前一天晚上从父亲那里听到的一种动物。当时我都没搞清楚它的名字,给伙伴们吹牛的时候,甚至可耻地把它说成了“驼骆”。骆驼在村子里自然是不存在的,但狼确确实实有过。“狼咬儿”可以给我证明,他自己就是活证明。这么说确实有点儿不太礼貌,我之所以这么明目张胆地提起三爷和他的外号,纯粹是为了强调事件的真实性。
三爷还是孩子的时候,村子外的狼跟现在的狗一样三五成群,泛滥成灾,它们可怕的嗥叫声不时在村子周围回荡。那天早上,三爷与一只狼在地埂边相遇。那狼一跃而起,瞬间逼近,前腿腾空,像人一样直立起来,先是咬向脖颈,被三爷侥幸躲过,接着咬向脸颊。地里干活的人闻讯抄起农具赶来,狼被吓得仓皇而逃。三爷狼口余生,有了“狼咬儿”这一绰号。三爷被狼咬过的脸,就好像本来一块完整的布,中间被剪去了一个洞,然后用针线随意地缝了起来,触目惊心,惨不忍睹。直至我成年之后,仍然不敢直视三爷那张脸。狼的凶残通过那张脸传递给了我,多少年来一直震慑着我,让我心有余悸。以至于,每每我独自走过村子里的某个角落时,总觉得脖子后面凉嗖嗖的,似乎有一双邪恶的冒着绿光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我,使我胆战心惊地四下张望。
那时候,村子里经常出没的还有野狐。野狐们喜欢独来独往,个个经验老到,干着偷鸡的营生。它们白天踩点、睡觉,晚上等人们熟睡之后,循着白天的路子偷偷摸向某家的鸡圈。午夜梦回,一缕尖厉的叫声从鸡圈里传来,像绳子勒出来的声音,短促,绝望。旋即,又归于死寂。那必定是谁家的鸡又遭了野狐的毒手。当然,如果它们白天在野外碰到一只傻不拉几寻食的鸡,也会毫不客气地笑纳。在我出生之后,野狐们已经消失或者离开了,只能从乡村琐碎的细节里找到它们存在过的一些蛛丝马迹。比如,村子西边的那一大片坡地叫做野狐屲。有种草也是以野狐为名命名的,称作野狐豌豆。村子里有人诨号“野狐”,从他那里我感受到了野狐狡猾的一面。有位外号为“野狐”的学长,跑起来速度极快,每回运动会总能荣誉加身,我从他矫健的步伐中体会到了野狐的灵活和敏捷。
黄鼠狼也曾是这片土地上的土著居民。这个清晨,当太阳从山咀上冒出来,照在窗户纸上的时候,生产队长家的那只报晓的大公鸡还没有动静,导致社员们上工集体迟到了一个多小时。老队长似乎意识到了什么,没有像往常一样拿过墙上挂着的旱烟袋,过一把早起的烟瘾。他急匆匆穿了羊皮袄,来到鸡圈前,只见自家的鸡诡异地躺在地上,一字儿排开来,脖颈处流出的鲜血在清晨的冷气里凝固成一个红点。老队长知道,这是黄鼠狼光顾了自家的鸡圈。黄鼠狼,又名黄鼬,它可以放出一种液体臭气,把鸡熏晕,吸食鸡的鲜血。黄鼠狼兵不血刃的猎食方式比野狐们计高一筹。更神奇的是,据说它们还可以驱赶猎物,让其朝某个固定的方向走去。
黄鼠狼给老队长家的鸡拜年的那个夜晚,川猪儿晃着灰白的大脑袋,也从田埂下隐蔽的洞穴里走了出来。它的目标是洞穴外那块农人们还没有来得及收割的玉米地。刮来的山风已经很凛冽,它计划在这个夜晚做最后的进食,然后进入漫长的冬眠。天有点黑,让本来视力不好的川猪儿有点摸不着方向,好在它的嗅觉灵敏,可以用鼻子嗅着玉米的清香摸索着前进。还算顺利,川猪儿很快来到了目的地,它熟练地蜷起笨重的身子,像皮球一样来回滚动起来。高大的玉米倒下来,那些香甜的玉米棒子铺满了大地。川猪儿可不管什么怜香惜玉,随意地蹂躏、饱餐之后,心满意足而去。川猪儿就是猪獾,山獾。
无缘一睹这些邻居们的芳容,让我心存遗憾,慢慢化作了不甘。我整日心存侥幸地在村子和村子周围那些野屲上,一遍又一遍地溜达,试图与它们中残存下来的某一只意外相遇。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终是一无所获。也或许,只能从老一辈人那残缺不全的记忆里想象它们曾经存在的样子了,直至有一天连那些模糊的记忆也像它们一样消逝地无影无踪——这是多么遗憾的一件事!
□刘贵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