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雪冻地，冬至结冰。农忙的人放完地里的过冬水，不能干别的农活了，开始闲了下来。记忆中的父亲便开始了他“跑集上”的日子，那时候我大约六七岁，还在生产队后期，每年数九时令前后，生产队一闲下来，父亲就约上岁球球父亲开始“跑集上”——当村“保管”的父亲征得队长的默许，拉着队上的架子车，到南边十五里外的四门街贩买干柴捆子，次日洛门逢集再拉到洛门出售，每一捆柴上赚取五毛钱，十捆柴就挣五块钱，在当时就能解决全家生计开销问题。

那时人的生活水平低，平时做饭都靠自己劳动空闲时割来的青蒿晒干烧。当时还没有煤炭和现在方便的生活用电，国家设有林场管理，不让乱砍大树木，但细梢和一年生枝条可以割伐烧柴。俗话说得好，靠山吃山。长在大山里的人，一年中忙完农活，到秋天树叶落了后，抽空进山割柴，完了码在一起，有的人勤快，割得多了甚至码留一年，上面苫上洋麦草，防止雨淋。到落雪的数九寒天冬闲了，一捆捆从林间背回家，立在自家院子周围。

四门的集，逢的是三六九，洛门是双日逢集。我们村处在洛门和四门中间。每年数九前后的日子，闲下来的父亲，那时没钟表，听到鸡叫三遍了，就起来洗漱笼火喝茶，刚喝完就听到岁球球父亲在门口，先是咳嗽两声，然后就叫我姐的名字，我爸就拉开房门，答应说：“来了，来了”。一声声敦朴的叫声和答应声，深深地印在我脑海，长大后，我曾问过母亲，为什么不敲门，母亲抬起头，若有沉思地回答：那么早，怕惊动邻居。是呀，乡里人也有其不成文的和谐准则，就是这些看似简单的言行，在潜移默化中承载着乡村文明。

四门，自古就是山货集散地，供应着四乡人的日常需求，我们当地人把四门叫“四门柴”，年幼的我当时看到父亲源源不断拉来拉走的柴捆，以为四门真的是产柴的地方。直到上学长大后，记得曾学过一首古诗叫《鹿柴》，才理解了应该叫“四门寨”，历史渊源悠久，应源于宋代。

经过讨价还价，父亲和岁球球父亲把一架子车柴捆釆收够后，便着手装架子车，车箱内装两捆，然后上面平放两层，一层四捆，共十捆，用两根绳子缚绑好，一个在前面拉，一个人在后面依着拆捆推。出四门街约二里路，有一条水沟，叫莲花沟，因南侧半坡曾经建有莲花寺而得名。水中有支放的列石，供行人踩在上面走过。拉车的人就比较麻烦，一个人拉不动，必须有一个人在后面帮忙。因此，父亲和岁球球父亲每次都拉到莲花沟，坐在路边，吃口干粮，歇缓一下，鼓劲拉过沟，有时太重了，或踩翻了列石，两个人都弄湿了鞋袜，到家时裤口都是冰渍，母亲急忙让他们换了鞋袜笼着火盆烤，再端上热气腾腾的包谷面酸洋芋面条。

第二天，鸡叫头遍了，父亲就起身喝茶准备，我们村离洛门二十里路，就得早些起身走，再者邻村里村头还有一个大陡坡，爬上去费时间费劲。冬天的夜，既冷又漫长，他们两个人，除了不时说几句话，就是沙沙的脚步声相伴，冬天行人少，更加增添了夜的寂静。

到洛门街上时，天就麻麻亮了。买主迎面走来，机缘好的一天，一车柴一个人就全要完了，这样的买主多是赵碾村烧瓦盆瓦罐的，离洛门二里路，直接送到村里卸下，还加一块钱的运费，父亲和岁球球父亲十分高兴，要知道卖完一架子车柴，正常情况才赚五块钱，一人才两块半钱，这多挣的一元钱，为家里买日用品，绰绰有余，那时照明的煤油，擀面的苏达洋灰才一斤一毛七八，洋火每包两角；遇上两三个人要一车的，肯定就是街上煎油饼，扯面担身上的，那也不错。有时路上雪厚不好走，误了时间，或柴捆买主少，他们两个回来迟甚至有时就天黑了，要么就是最后便宜卖了，少赚了一两个元，要么就是没卖完，放下了下集卖，两个人耷拉着脑袋，母亲总是面带笑容地说：多一集，少一集，就是这样。或者说：下集肯定卖个好价钱。母亲总是很乐观从容，就在这样的鼓励和抚慰中，他俩转忧为乐。这样的日子，我们度过了一年又一年，但在我幼小的心里留下了过日子的艰辛记忆。

父亲和岁球球父亲两个人，凭着勤劳，在几个月的冬闲日子里，拉着架子车，从四门到洛门，用数不清的脚步，在沙沙声中慢慢踩亮了一个又一个黎明，脸吹皱了，手冻裂了，可他们心里高兴，到年底时，每个人都挣够了办年货的钱和家里孩子春天上学的学费。就这样一直持续到包产到户，有了土地，父亲便结束了这个营生，又在种植上下功夫，日子一年比一年好，慢慢富裕了。

好多年过去了，每到冬至来临之际，看到邻居天不亮送孩子去两里外的学校时，我又想起了父亲经历的那段艰苦岁月，耳畔似乎响起了父亲们的沙沙脚步声，唏嘘再三，倍加珍惜今天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呀！

□毛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