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策兰（Paul Celan 1920年－1970年），二战以来影响最大的德语诗人；1952年，其成名作《死亡赋格》震撼德国；1960年获德国最高文学奖——毕希纳奖。其作品备受海德格尔、伽达默尔、阿多诺、哈贝马斯等著名哲学家和思想家推崇。著有《罂粟与记忆罂粟与记忆》《语言栅栏》《无人的玫瑰》《棉线太阳》等多部诗集。

我把命运投到你身上

他曾在《旅伴》中这样写母亲：

这个词受你母亲的监护。

你母亲监护的词共用你的铺位，一块又一块石头。

你母亲监护的词俯身拾起光的碎屑。

——黄灿然译

诗中母亲的形象更像严厉的教师和父亲。这里有一个他少年时的隐情：他当时受到两种文化和语言的争夺，一方是母亲的德语和德国文化，另一方是父亲的希伯来语和犹太教，他十三岁时，内心的天平倾向了母亲一方，他不再对希伯来语用功。这意味他的犹太特性必须接受德语的乔装打扮，也意味父亲要通过母亲才能对他说话。这可以解释，为何一方面父亲被他后来的诗歌“遗忘”了，他鲜有涉及父亲的诗作，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在犹太人的家庭里，卡夫卡那种怨天尤人的《致父亲的信》，必须反复书写”（费尔斯坦纳《保罗·策兰传》，李尼译），此外读者还能在他沉迷谈论母亲的诗作中，寻到父亲的蛛丝马迹。

他母亲一直严防死堵犹太方言进入他的标准德语，这番努力造成的终生困扰，对用普通话思维的部分中国南方人并不陌生。普通话令他们“忘掉”了故乡的诸多事物，当他们竭力用普通话打捞“失踪”的一切，他们同样面临黄灿然说的“沉默屏障”。只不过，他们是要把经历的个人生活，从普通话的沉默中运出，让它翻越“沉默屏障”，开口说话。策兰早年就经历了这一切，只是成年后的惨痛生活需要他从沉默中运出的，是与大屠杀有关的一切，这任务不止艰巨，精神上也格外熬人。

当然，事情远不止这么简单。诗人竭力运出难以言传的苦难时，他高人一筹的技艺，甚至“言不及义”，往往会被人误解。单单就说汉语界吧，叠加在《死亡赋格》上的误解，至今没有消散。这首1947年发表，渐渐轰动和震撼起来的成名作，其实也是他后期诗作的源头，两者形式迥异，艺术思想却一脉相承。哪怕策兰后来甚至拒绝公开朗诵它，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把它与策兰的后期诗作，比如《密接和应》等割裂看待，甚至用后期诗作的成就，“蔑视”《死亡赋格》的成就和思想源头。

我认为，黄灿然对《死亡赋格》的注释中有一段诠释策兰的话，可谓一语中的：“策兰坚持认为《死亡赋格》并不是一套生动的意象、巧妙的形式设计或富有创造性的文字游戏，不能以‘为艺术而艺术’的方式来读，因为它与现实是不可分割的。它是要被感受的，而不是要被赞叹的。”

正是觉察到了理性在标准德语中的妄自尊大，策兰才会怀疑标准德语的正常之美，不再满足像《死亡赋格》那样，用德语的正常之美进行讽喻，他要直接摆脱标准德语的标准，通过创造新的语境甚至语法，用他渴望获得的纯净语言，传递他身上的犹太特性。

德国人通常给中国人留下反省历史的良好印象，策兰后期诗歌要面对的伦理困扰，正好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当时不少德国人，在遗忘和反省之间的犹疑不定。所以，策兰想摆脱德语，又不得不依赖母亲给他定制的这一母语，是他后期写作的悖论之旅，艰难和难以完美，可想而知。单从雅众版《死亡赋格：保罗·策兰诗精选》就可看出，试图忘掉语言标准的诗作，就占了诗选的大半。就算黄灿然根据汉语需要，做了容易让读者理解的翻译“补救”，策兰的后期诗作仍受到“难懂”的困扰，《密接和应》首当其冲，可谓难懂之首。我对比过黄灿然、王家新、孟明的译作，真是各有千秋。黄灿然着眼读者能明白甚至追上策兰的思路，竭力化开语言的结节，王家新着眼诗意的创造，会保留语言的结节……黄灿然作为诗人，一向不蔑视生活，他的译作也追随了这样的诗学，赋予了这本策兰诗选，难懂之中的“可读性”。

草，被拆散来写。石头，白，

带着草叶阴影：

别再读了——看！

别再看了——走！

……

没有看，没有，

谈论

词语。没有一个

醒着，

睡眠

已经来笼罩他们。

——《密接和应》黄灿然译

□据《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