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勃莱

勃莱是美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新超现实主义”（又称为“深度意象诗派”）的主要推动者和代表性诗人。他力图摆脱理性和学院派传统的钳制，通过引进中国古典诗、拉美诗歌和欧洲超现实主义诗歌而给美国诗坛带来新的活力。他在执意地“寻找美国的诗神”。其诗在对自然和内心世界的深入中别开生面、富有灵性。评论家称他的诗为“奔流在中西部大平原下层深部的、突然长出来的树干和鲜花”。

当一个人坚持严肃地从事文艺——绘画、诗、雕塑、作曲——达二三十年后，那种持久的训练使得他进入愁苦之乡，这种深陷他曾长时期地进行抵制，证明足以激发精力，正像德米特女神之女玻塞芬妮，当她深入到地狱的悲苦中后，发现她自己有了和她母亲不一样的心灵深度。

一天，当学一首叶芝的诗时，我决定此生从事写诗。我认识到一首短短的简单的诗能容下历史、音乐、心理学、宗教思想和情绪、神秘的臆测及一个人所遇到的人物和事情。一首诗事实上可以是一种营养液，那种我们用来养活阿米巴微生物的液体。如果配制得当，一首诗可以使一个意象，一个思想或一个历史观点，一种心灵状态和我们的欲望及缥缈的冲动存活好几年。

所以我能在大学里有这么一群人在身边是很幸运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作家成群地出现。高度集中使得他们互相学习。换句话说，我和美国许多其他诗人的起点一样，完全没有传统。叶芝的父亲给他的儿子写过洞察透彻而思想深刻的信，给了他艺术上的指导。从叶芝的回忆录中我们知道他在爱尔兰的父母双方都经常与书画做伴，他的家庭中有那么一支，几世纪以来都出现性格古怪而有创造才能的人。当我将叶芝的童年和自己儿时经历相比较时，我的脸变得苍白了，脸色变成西班牙诗人胡安·拉蒙·希门尼斯用来形容灯塔山的某些窗玻璃的颜色——蓝紫，这是“思索的颜色”。

几乎所有我所认识的美国诗人每天都焦虑地感到自己没有艺术的传统，因此不知道为了艺术应当牺牲什么，不应当牺牲什么。一位俄罗斯诗人从普希金那里得到这方面及关于有用的形式方面的指示：“艺术，比一切别的更重要的是艺术！”

假如一个人想在这个国家成为一个诗人，而且保持这个身份，他不能依靠他的同等地位者，而必须想办法从先辈那里获得营养。我每天仍读叶芝，然后就是布莱克和乔叟，《贝奥武甫》及贺拉斯，在北美诗方面我愿意将我的诗定调在惠特曼和弗罗斯特之间。

作为一位诗人，必须博览群书。他必须知道很多东西，因为在心理、生物思想及微原子物理学方面发生的事太多了，这些都是老一辈诗人所不知道的。我个人喜欢心理与诗目前交界的地带。布莱克在1800年左右开始了当代心理预测，他特别勇敢地找出及命名“内在人物”，这就是他称之为优瑞森和奥克的神话人物。弗洛伊德继续了这项工作，而起名为“自我”（Ego）、“超我”（Superego）及“伊德”（Id）。我觉得自己在想法上很接近心理学家詹姆斯·希尔曼，特别是他对于“意象”和“象征”的区别，以及他对地狱的称赞和肯定人的灵魂希望深入地狱中。我对神话家约瑟夫·堪培尔很敬仰，我从他那里学到动的艺术与静的艺术的区别，这是庞德和艾略特所没有教给我们的。

在过去三十年内美国喜爱诗的读者有了变化，这是因为心理学和诗交了朋友。不管由于什么原因，诗的读者数目增加了。过去在1950年只印一千册的书，今天要印一万册。但更重要的是诗歌读者的结构变了。人们读诗为了获得愉快，也因为大学指定阅读范围包括诗，又因为诗代表一种私下的反抗，并且，正如散文家路易斯·海德所说的，是在这个商品社会中苦苦坚持“赠送礼品”。

我大学毕业以后，在纽约过了几年，然后在爱荷华大学的作家培训班呆了一年，这以后就迁到农村。我选择农村不是出于浪漫色彩的原因，而是因为在父亲的农庄我可以白住房子。但最近我认识到住在一个不需要你、不敬重艺术的城镇就一定会产生自我怀疑。叶芝说有时他会和自己争辩，并且不知多少次好奇地想到自己原可以在一些人人能理解和分辨的事物中证实自己的价值。

为了增加收入，我每年要离家外出三个月，一月、三月及五月。目前我的主要生计是教小班课，有的班全都是男生，这些学生事先报名。我教童话，有时教布莱克的诗。背诵童话对日后的写作很有好处。

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如果长期为人们所钻研，就会逐渐显示出它内蕴的尊严、秘密的思想及它和其他艺术形成的联系。它需要你不断以更多的劳动来侍奉它。我最终理解到诗是一种舞蹈。我也许不会跳舞，但我理解它。我年纪大了后自觉更能从悲痛中得到养分，并认识到悲痛不同于压抑。

悲痛是为了什么？在遥远的北方

它是小麦、大麦、玉米和眼泪的仓库。

人们走向那圆石上的仓库门。

仓库饲养着所有悲痛的鸟群。

我对自己说：

我愿意最终获得悲痛吗？进行吧，

秋天时你要高高兴兴，

要修苦行，对，要肃穆，宁静，或者

在悲痛的深谷里展开你的双翼。 郑敏译